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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货”自从确定了婚事，成了我们村的准女婿，对我们村搬迁的事情更为上心了，我们村也放心把一切都交给他去办，他把搬迁的工作开展得突飞猛进。白天“大货”带着村里的骨干去考察新地点，考察回来就和村民开会，向村民汇报情况，让大家讨论。
“大货”很贴心地为我们村着想，他建议我们村搬迁到县城，说去做城市居民，他说的规划就像五阿姨家一样，搬迁去了县城，几户人挤在一起住，村里的老人说：“全村那么多人挤在一起里住，也不好住，田也少哦，只有几亩地种，要是搬迁去，只能种菜，做菜农，依靠几分地种菜来维持生活，又不会做生意，生活会很困难的。”种了一辈子田的乡亲，知道没有田种，担心没有米吃，就不考虑搬迁去县城了。
后来，“大货”又建议我们搬迁去靠近县城的一个镇：新宾镇，去那里做城市居民，“大货”又带领村里的骨干去考察，考察回来了又说那里没有多少水田，只有一些旱地，只能种花生和红薯、玉米，没有水田种，乡亲们担心没有米吃，再说那里靠近圩镇，乡亲们竟然说怕以后侬（方言：孩子）去做“菜钓”（方言：小偷）就这样，又否决了。
“大货”不愧是我们村的亲戚，办事公平公正，听说村里的几个骨干要求“大货”帮他们几个搬迁去县城，他坚决抵制了，他说：“正因为你们是党员，才应该起到带头的作用，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，怎么可能开小灶呢？”。后来，那几个骨干又被“大货”教育过来，检讨自己，又发誓要继续和大家同甘共苦了。
有一段时间大家议论得最多的是“白水塘”。据说“白水塘”有很多田地，乡亲们似乎看见了希望。
我初次听这个名称，不知道是什么？问大人：“‘白水塘’是哪门啊？是糖吗？”。
不见回答越发想问清楚，“喂？嗯？白水塘是哪门？”。
我母亲把所有的这些问话合并起来作一句回答，崩溃地吼我一句：“问问哪门（方言：什么）？是啊，是糖啊！你想吃吗？快去拿一条棍子来，待我拍你皮肉分离去！”平时我母亲脾气没有这么差，她没有骂过我，最近一议论到搬迁，就嫌我话多。我知道了“搬村”是大人心里的底线，碰不得。
考察几次，“白水塘”又被否决了。据说是太干旱，没有水种不了田。
最后确定是一个叫“河南”的地方。据说那里有一条河，我们村那个新地方确定在河的南面，所以叫“河南”。那里有大片的田地，是一个废旧的农场。这回确定了，铁板钉钉的事了，我们整个大队所有村子都搬迁去那里，有的村定点“河北”，即河的北面，我们几个村在那里的“河南”、“河北”组成一个新的大队。
那一天，我父亲郑重其事地出门去了，他是去考察这个新地方。这次是我父亲要求去的，这一次除了村干部，还特地带了几个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一起去，也包括了我父亲。傍晚，我父亲才回来，他表情很阴暗，一声不吭，看他回来的表情，就知道他对新地方很不满意。
果然，晚上开会，我父亲就说了：“这个地方不行，那里有一条河，现在看见水位很低，但这条河很深，很宽广，站在岸上，要伸脖子才看得见河低，这说明水位总有上升，水有满上来的时候。我观察过，在地上长的草上粘有枯草，这些枯草是横粘挂上去的，很明显地看出是水把枯草浮上来，水退去之后，枯草挂在长在地上的草上，这就说明算了一个问题：这个地方有过水灾！为了证实我的想法，我问过当地人了，问了几个村的人，人家都说那里有水灾。”我父亲分析得很到位，在座的父老听了，应该感谢他为家乡考察得这么细致，简直是心细如针啊。
我也在场我参加会议，坐在我母亲身边，我母亲和几个好朋友在做针线，久不久叫我穿针。
我看到我父亲发言的态度很冷静，很严肃认真，郑重其事，平时他喜欢跟人家开玩笑说点笑话活跃会场气氛，可这回他一点也不笑了，我父亲在村里做会计，没有什么职位，但有人说我父亲是村里的军师，什么事都问问他好一些，可这回他的话不灵了，没有人喜欢听！还有人在会上小声地说他不应该泼冷水，不管他说什么，大家都沉浸在兴奋中，连我母亲的那些好友姐妹也起哄，“老漆娜”说：“那里有大片的田地，是一个农场，人家种甘蔗、玉米、花生，长得很好！我们搬去了，就种大片的田地，年年大丰收！人家当地的人祖祖辈辈住在那里呢，如果真有水灾，怎么住？怎么用来做农场呢？”。“大片田地”这个词好像兴奋剂，让他们看到了一望无际的田野上种植的高粱、玉米、甘蔗、红薯和金光灿灿的稻谷，一个个像喝醉了酒，快疯了。这个时候，最不喜欢别人来打扰他的美梦。
有少部分支持我父亲的说法，有的人干脆喊：“搬去白水塘！”有的人喊：“搬去河南！”。会场出现了混乱，开始了意见不统一。
后来，“大货”让大家投票。大部分人投了去“河南”的票。
终于，少数服从多数，搬迁的事情终于确定下来，确定搬迁去“河南”，并定于某年某月搬迁。
我父亲这回说话没有人听，还被人说一些风凉话，他感觉到奇大耻辱，几次站起来要离开会场。但听“大货”说不允许中途退场，是走是留，今晚要把事情定下来，一会要签字，他才又坐下来。
有人嘲笑我父亲说：“你可以不搬啊，你保留房子住在这里吧。以后我们回来看望你。”村里也有几户人坚持不搬。
我父亲坚定地说：“我不搬！我不打算搬了！你们搬吧，我看你们以后怎么被水浸！”。
我哥我姐当时是民兵，他们接受了一些新思想，他们当场表态说要跟随组织，跟随集体，我哥瓮声瓮气地说“党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，我不能搞单干！”。我姐姐也说：“我要搬，不要住在山区里！人家一个个都出去了，我没有伴，做单干户没有意思！”。
我父亲拗不过他们，就说：“唉，*教导我们说：‘世界是你们的’，‘你们是*点钟的太阳’我老了，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”我父亲说的是真心话，这是对他自己孩子的最大让步了，他害怕孩子孤独，害怕影响他们的成长。平时，对于原则问题，我父亲是坚决不让步的，这回他就算有很大的意见，也没多说什么就签字了，他不想拖我哥我姐的后腿。他说世界是孩子的，孩子长大了，翅膀硬了由他们去吧。但他提出要保留两间房子和一间客厅。因为这事，散会后，他留下和村干部辩论好久。本来我父亲会上唱反调，大家都已经反感，此时，他提出这样的意见，人家都觉得刺耳，有人说我父亲搞特权，后来，也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去辩论，反正人家就同意了。开会回来，晚上睡觉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人对我说：要走了，九妹，以后记得回来看啊，说完就消失了，梦醒了，也不记得是谁说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跟我父亲说：“叔，昨晚我做梦，有人和我说再见了，我们很快要搬村了啊。”我这话好像打了他的痛脚，只见他脸色大变，很恼怒地瞪了我一眼，“哼！”了一声，一言不发，倒背着双手走了。他最不喜欢我说这些先见之明的话，不仅仅因为担心我以后是算命的，也最忌听到“搬村”两个字。
我被父亲黑脸吓唬着了，忍不住想哭，我母亲说：“大吉利是，一大早就和你叔说这些做哪门？不要去惹他！”我听话地点点头。
其实，父亲平时很喜欢跟我开玩笑，就在早几天，我还向我父亲叫板发飙一回，那天，我父亲还笑眯眯地叫我帮他写字，他眼睛不好使，他想叫我在鸭蛋上写上他的名字，好拿到镇上让机器孵化成鸭子，自从我在五阿姨家学会写一些字，学会一点算数，我父亲就说我是知识分子，他在我面前总是装傻，总是假装什么也不懂似的向我请教许多问题，然后夸我说：“这么小，怎么懂那么多呀？”在我父亲的慈爱的目光中，在父亲故作夸张的赞扬声中，我认认真真地写着，快写完的时候，趁他转身的机会，我又在每个鸭蛋上画上一朵花。画完就笑哈哈地飞快地逃跑，去外面玩去了。等我回来，我母亲悄悄对我说：“你叔生气了！因为叫你在鸭蛋上写字，你在上画上一朵花做哪门？黑糊糊的，以后都不能观看蛋里小鸭子的变化了。”我听了便气狠狠地去找他，问他是不是？我父亲“唰”就举起手来，像电影上的敌人做投降的样子，说：“哪有这回事啊？我哪里敢生我九妹的气啊？我害怕噢！”。他一说完，我就“哈哈”大笑起来，觉得很好玩。我父亲故作认真地看着我笑，他一点也不笑，他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好笑。
这段时间，我父亲无心和我开玩笑了，我问什么他也不回答。他好像不会说话了，或者不记得怎么说话了。一大早起来，就磨刀，磨一把斧头、一把柴刀和一把剃须刀，他先用粗磨刀石磨，后用光滑的磨刀石磨。久不久停下来用拇指在与刀口垂直的方向很小心地刮一刮，试试是否锋利，我也知道那个滋味，如果刀锋利了刮起来会很滑很快，刀把手刮得发麻，如果刀还是钝的，手在刀口上滑行很卡，手不麻。磨完刀，他会把剃须刀擦拭干净，对着镜子刮刮胡子，然后把斧头放到竹篓去，把竹篓扎在腰间，把刀别在腰上，出去转转，过一会又回来。
他这是干啥呢？
我的特异功能又出现了，但好像又感觉不出来，有点模糊，我努力想让脑子里的答案清晰一些，看着我父亲磨刀那个姿势，和他那表情，我开始隐隐预料到了什么，他是想杀人吗？我闭上眼睛，我想象我父亲杀人的样子，不禁倒抽一口凉气。
我观察，第一天，那刀和斧头都没有用过，第二天还磨，第三天还继续磨，第四天继续……在磨刀的时候，刀和磨刀石摩擦发出“噎，噎，噎……”的声音，每当听到这个“噎，噎，噎……”声音，我就在一旁发愣，仿佛这个声音的下一步是被砍的人发出“啊，啊，啊，救命呀……”的惨叫声，那些被砍的人“轰”地跌下来，血哗啦啦地喷射出来，惨烈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，不寒而栗。
不一会，父亲磨完刀，擦干，放好，像昨天一样，就要出去了。
我急忙奔跑过来，抱着他的脚，放声痛哭：“哇！呜呜呜！呜呜呜！哇！……”这一阵哭喊，如洪水，一波又一波地泼出来，又像一道闪电撕裂长空，响彻云霄，振动了整个山村。
我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叔，你整天磨刀干什么？你是想去杀人吗？你不要去啊！哇！呜呜呜！……”我哭得一塌糊涂，仿佛要把天哭得崩塌下来了。
“哈哈哈……你个烂女，你想哪里去了？你叔是这种人吗？犯法的事情，谁会去做？”他见我不信，又故作轻松地解释说：“叔早上起来没事做，磨刀也是做家务活，也是锻炼身体嘛！”。
……
半夜，万籁俱静，我突然醒过来，好像是被一个声音吵醒的，我沉住气仔细捕捉，终于听到了，是一个男人低低的哭声——“呜！呜！呜！”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呜！呜！呜！倒想一了百了，又怕丢下一窝仔女”我母亲说：“你别做蠢事！你看看，连九妹都担心你了！”。我听懂了，那个哭的人是我父亲。
我的心如刀割，睡意全无，我真切地感觉到了那种痛。
我父亲幼年失母，中年失父，他的肩膀上实际上是挑着抚养两代人的重担，我婆婆死的时候，我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都是几岁大的人，是我父母去做苦工抚养他们，平时上山砍柴，墟日半夜起来挑柴去很远的墟镇卖，还连续挑几次，得了钱就拿去给叔叔和姑姑做学费，送他们读书，直到他们被国家破格录取去大城市工作，有的去参军。而我们兄弟姐妹一共六人，也是嗷嗷待辅的几张嘴啊，但我父亲不知从哪里来的毅力，苦做苦吃，挣钱起了这么大这么好的房子，可现在房子要拆了。要搬迁去的地方不是好地方，有水灾，以后怎么办？为了儿女的成长，不搬又不行，想到这些不顺心的事情无法解决，他怎么不哭呢？但哭也只能偷偷地哭。
听到父亲的哭声，我终于感觉到了，我父亲会想得开，他不会有事的。
第二天，就有人来拆房子了。我在家里看见村里的几个民兵全副武装走进我家，我父亲头也不抬，说不用这样吧？我已经签字了。他们笑了笑，说是手续问题，先让我父亲在一张纸上签字，就开始行动了，都是本村的年轻人，他们上房揭瓦。我父亲把身子背过去，蹲下来默默地抽烟。我看见有人在房上揭瓦，就跑过去告诉我父亲说人家来拆房子了。我父亲淡淡地说：“知道了，是我让他们拆的。”后来他走到最后面那座房子，他说跟人家说好了，最后面那一座房子不拆。他坐下来，吃菜、喝酒。他的背一直对着拆房子的人。
拆房的人，拆了瓦，传递下来，放好，拆完瓦又拆房梁，都是轻拿轻放，因为这些材料还要搬运到新村建房子。拆完这些，接着就敲墙壁，就这样把房子拆完了。
村里的房子拆了，一片片断墙残垣，掩埋了往日的笑声和快乐的童谣，那些标志着大户人家的豪华大门和门槛，七零八落丢弃在一边，衣不蔽体，如被遗弃的寡妇。
村里大部分人都去了新村，小伙伴们也都已经去新村了。
因为要搬运材料去新村，我母亲在我面前“失踪”几天了。我太小她不喜欢我跟着，我二哥三哥和我二姐他们几个分别被我父母送去亲戚家暂时住，他们还不是劳动力，不能帮做事，碍手碍脚，打算搬迁好后，才接他们回来。
一天早上，我突然看见我母亲扛着一捆木头出去，我便哭着跟去，我母亲看见我跟来，又没有人肯带我回家，就只好让我跟着，一起去新村，想不到，去新村的路，是这么遥远，这么曲折。